马伯庸携新书《长安的荔枝》，与株洲读者分享创作的点滴。 记者袁伟 摄

从《风起陇西》到《古董局中局》，从《长安十二时辰》到《两京十五日》，作家马伯庸被视作“文字鬼才”，起笔是史料文献，运笔却是天马行空。他是粉丝心目中的“马亲王”，多部作品被影视化；他更是一位高产作家，出书之快令人称奇。

近日，马伯庸携他的新书《长安的荔枝》来到株洲，在新华书店神农城店举办《长安的荔枝》新书分享暨读者见面会，与株洲读者分享“一骑红尘妃子笑”背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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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面会现场，座无虚席，读者都亲切地称他“亲王”。他的确亲和，无论是回答提问还是与读者交流，马伯庸都显示出如在微博上那样风趣、睿智。在读者见面会之前，记者专访了马伯庸，聆听他阅读与写作的故事。

11天写成《长安的荔枝》的背后

记者：为什么写《长安的荔枝》这本书？是因为杜牧的诗句“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吗？

马伯庸：唐朝诗人杜牧的一句“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一千多年来引发了人们的无限遐想，这也是我写《长安的荔枝》的由来。当人们在谈论“一骑红尘妃子笑”时，大都关注的都是“妃子笑”，但是“无人知是荔枝来”，没人关心荔枝是怎么来的。我想我可以具体关注一下负责“荔枝来”的人。所谓“领导一发话，下面跑断腿”，这些“跑断腿”的人当时是一个怎样的情况，所以就去写了。

记者：小说里，大诗人杜甫的出现让人眼前一亮，甚至带动了故事线，这是你对杜甫的偏爱么？

马伯庸：杜甫是我最喜欢的盛唐诗人，我对他的喜爱不像李白，李白一看就是特别天才的诗人，我一开始就特别喜欢，但是读杜甫的诗，之前他的许多诗我是读不懂的，例如他的代表作“三吏三别”，以前读的时候觉得没什么特别的，没有李白诗里那些可以让人一读便能记得住的金句。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渐渐明白杜甫的诗为什么会称之为“诗史”，因为他真正关注到当时老百姓的生活，以及社会的动荡和变迁。根据《长安的荔枝》里的背景时间，我查阅了相关资料，杜甫当时就住长安城，跟很多人有来往，我觉得他和李善德认识并不奇怪。在《长安的荔枝》这本书中，杜甫是一种理想主义人格化的表现，它代表的是一种奋勇向前的精神，而李善德则是我们这些读者的缩影，受到杜甫人格和诗歌的影响，哪怕前面千难万险，也能够奋勇向前。

记者：《长安的荔枝》成稿极快，11天就写完了，为什么这部小说创作如此之快？

马伯庸：尽管《长安的荔枝》这本书只花了11天就写完了，但在11天之前，我是做了十几年的准备。在之前十几年的时间里，我去学习了盛唐相关的文化知识，了解盛唐人的生活习惯，去查了荔枝的生长过程，还有广东、湖南、湖北、陕西等地的山川形势，这些林林总总都是我十几年的积累。当时我并不知道要写这么一本书，但是会出于个人兴趣爱好去钻研这些，有了十几年的积累所以水到渠成，一次灵感的勃发，才有了这本书。

关注历史中的小人物

记者：你觉得自己的历史小说受到大众喜欢的最主要原因是什么？

马伯庸：我觉得所有的古代作品都会有一种现代性，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有一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很多人认为这是一种篡改历史的方式，把历史篡改得满足于当代需要。我觉得是大家误解了这句话，他说这句话的意思是所有历史中发生的事情，只有能被当代人理解和感知的，才能成为历史。比如曹操，过去他是一个刻板的奸雄形象，但是到了现在，我们更尊重个人价值，更喜欢棱角分明、个性强烈的人物，现代人对于曹操的挖掘比古人更深刻。我觉得我的作品可能从某种意义上，里面隐藏的这种现代性，所以说大家可能会更喜欢一点。

记者：很多人写历史小说，大多是为大人物立传，为何你钟情于小人物，关注历史上那些底层人物？

马伯庸：我觉得为大人物写的作品太多了，我没有必要去凑这个热闹。我觉得很多小人物才是历史的推动者，一两个小人物可能无足轻重，但是千千万万个小人物聚在一起，产生同一种诉求，拥有同一种愿望，就能汇成历史的潮流，就好比长江，每一滴水其实都很小，它们汇聚之后，就有了“大江东去”的势头。包括陈寅恪先生在内，很多大家都有关注历史中小人物的尝试，我觉得新时代的作家也应该承担这种时代责任，尤其是现在，我们对于每个人价值的尊重远超过去，包括每一个人的价值观，对于个人幸福的追求和个人社会价值的渴望，这是之前所未有的。在这个时代，我们更应该把小人物的悲欢提炼出来，用小人物的视角去向大家呈现大历史。

记者：你的作品与其他历史小说，特别是传统的历史小说，有哪些不一样？

马伯庸：我觉得我的作品和其他历史小说最大的不一样，在于我的节奏特别快，从小说的标题就能看出端倪，例如《长安十二时辰》《两京十五日》，当然也包括《长安的荔枝》。之前的历史小说，甚至包括古装影视剧，节奏总是慢吞吞的。我想其实古人并不是这种慢悠悠的节奏，他也可能很急，或者说他们的办事效率也很高，所以我想把这种节奏感写出来。所以，读者能从我的书中感受到，事件发生的节奏非常快，这也是我创作一直以来的一个习惯。

“八面受敌”读书法是什么？

记者：都说马伯庸出书快，背后却是长期的积累。能否向株洲的读者，介绍你读书的方法？

马伯庸：我觉得阅读的关键在于要明白自己阅读的目的是什么，或者说你要在阅读中解决什么问题。这个方法不是我发明的，而是苏轼。苏轼有一个“八面受敌”读书法，说的是这本书你要读很多遍，读每一遍之前，你要先设定好一个目标，设定好你的问题，那么你就有的放矢，就可以在书里找到你想知道问题的答案，你汲取知识的效率就会非常的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