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岁时，中国工程院院士、同济大学教授吴志强的父亲离开浙江兰溪南楼村，去上海滩闯荡。吴志强记得，小时候只要跨进家门，就要讲兰溪话，家里人交谈不说“我们上海”，而是说“我们兰溪”。尽管如此，父亲依然觉得吴志强说的兰溪话不标准。为了让吴志强不忘乡音，6岁时，吴志强曾经被送回老家“特训”6个月，直到上小学前的最后一天才让他返回上海。

“特训”效果显著，让吴志强的父亲得意了好一阵。“我进小学时，忘了怎么说上海话，只会说兰溪话，但父亲听了很舒服。”回忆这段经历时，吴志强试图用“全世界第一代移民总是要让孩子说家乡话”来解释父亲的动机，但言语之间，他更为认同的是另一种语言学习方式。

“我们小时候，弄堂里除了一户是广东人，其他都来自长三角，本来就是联动的，上海和兰溪又有什么区别呢？”说到兴起时，吴志强突然开始模仿弄堂里的广东邻居用广东腔说上海话，“偶跟侬讲，偶是正正宗宗上海人……”吴志强一边手舞足蹈模仿，一边向坐在他身边来自五湖四海的学生解释语义，大家笑得前仰后合。

(资料图)

“家家户户都说着带有家乡口音的上海话，但是大家都认为自己说的是正宗上海话，每个人都很自信，交流完全没有问题。”吴志强笑得眯起了眼睛，又有些遗憾地对这些年轻人说，“你们真应该感受一下这种上海弄堂融天下的能力。”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提到，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地缘离不开血缘，地缘是血缘的投影。在长三角一体化的背景下，如何打通传统社会里发挥强大纽带作用的血缘、地缘因素，“缝合”城市之间的人才、资金、市场等要素，形成一种高效、透明的创新协同机制，使整个区域的竞争力不断叠加，成了吴志强这些年一直思考的问题。

“公”和“共”

父亲离世后，吴志强整理遗物，发现厚厚一摞已经发黄发脆的汇款单。他一张张翻看、抚平。最早的汇款单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最晚则是父亲去世前几年的，每一张汇款单的去向都是浙江兰溪。

吴志强的父亲是家中年纪最小的，年轻时离开兰溪后不久，他的母亲病重不起，吴志强的父亲便把对故乡兰溪与母亲的牵挂，全部汇聚在一张张汇款单上。从父亲青年、中年到老年，汇款从未中断。这些钱有的用于村庄修自来水管、修路、建桥，也有的用于修葺祠堂或是水灾后重建。起初，吴志强并不能完全理解父亲对家乡的这种浓烈感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吴志强对这片土地也有了新的体会。

“这是一块六角形的田，不是四角形，学城市规划的同学要注意了。”吴志强用手指在办公桌上比画出六角形，并招呼学生们围过来看，“第一、二、三个角，分给三个儿子，其余三块田大家一起种，第四个角种出来的粮食给村里70岁以上老人，第五个角的收入作为教育费用，包括外聘老师的费用，最后一个角收入用作村里的公共费用。”

看似简单的安排，越咂摸越能感受到规划者的智慧。《南楼吴氏宗谱》记载，南楼这一支吴氏源自泰伯，先祖世居江西抚州，元朝时为避兵乱，从江西迁徙至此。村庄的规划者从一开始就考虑到了养老、教育等公共服务支出，划出了共用的财产。除了规划田地，村里还制定了较为公平的决策体系，当有重大事项需要决策时，三个儿子家每家需派出一名代表进行投票表决，每家一票，公平公正。回过头来看，如此巧妙的安排或许正是这个村庄能绵延至今的动力之一。

“很有意思的治理模式。”作为我国认定的首位城市规划大师，吴志强对于这个传统村庄的规划啧啧称奇。“这里其实有一个公和共的问题。”吴志强解释，公是public，共是collective，一个是与外部资源的联动，一个是内部集体资源联动，“传统村庄的家族彼此相互认识，拥有共同的财产，很好地解决了‘共’的问题。”

把目光放到整个长三角，吴志强认为在一体化发展中，这样的传统智慧值得借鉴。“只有在‘公’和‘共’这两个层面上进行协同，才能更好地实现长三角一体化。”在最近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召开的总规实施专题研讨会上，吴志强再次提到这个话题，他提醒相关规划部门在协同过程中要意识到“公”和“共”的差异，既要寻求最大公约数，界定好、协调好内部冲突、差异以及共享的范围和内容，又要强化需要共同坚守的底线和共同追求的目标。

要素缝合

1988年，吴志强出国留学，从上海飞往德国，这是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漫长旅程，飞越中国、蒙古、苏联等国。从舷窗俯瞰大地，吴志强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感受：“国境线、省界线都是人为分割的，但实际上，居住在地球上的人群种族是渐变的，没有明确的分界线。”

刚到德国，吴志强为当时东西德之间的一块“三不管”地带设计了儿童绿地的方案，当时几乎所有的西德专家都认为这样的设计是天方夜谭，“要用上这个设计，除非拆除柏林墙”。这是当时专家对这个方案的评价。但意想不到的是，一年多后，柏林墙真的被拆除了，此时再看一年多前的设想，价值凸显。“可能是当地人觉得东西德分开是惯例，但我这个外国人没有思维限制，城市规划本来就要关注怎么和周围连接更和谐，对不对？”

人为的分界线被拆除，更多跨区域的规划需要制定。在德国求学期间，吴志强参与了柏林和柏林所在的勃兰登堡州的联合规划，一个规划，涉及两个行政主体，还是分属原东西德的两个行政主体的统一规划，难度可想而知。“东西德合并确实需要缝合。”吴志强左右手配合，模拟起外科缝合手术的动作，“地铁、道路、公园……都要打通。”

不过，在实际操作中，进度却比预想的要顺利。吴志强发现德国人擅长统一规划、统一审批，并且有严格的第三方监督平台，各方的利益可以在一个公开透明的平台上说清楚。这些经验为他的博士论文《大都市全球化理论》提供了素材。

回到上海，吴志强的这个“缝合”理论在世博会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作为2010年上海世博会园区的总规划师，吴志强将这个理论和盘托出：“我的观点很明确，城市是不能分裂的，城市需要在新的历史空间基础上进行‘缝合’。因此，我们所要缝合的不仅是‘东上海’和‘西上海’，更是新上海和老上海。通过世博会，就可以把一个城市的两个面孔，穿针引线缝合起来。”

如果把这个“缝合”理论应用到长三角，会产生什么样的化学反应？世博会结束后，吴志强把目光对准长三角，2012年起，他的团队成立的学术组织——长三角城镇群协同创新中心跟踪研究了全球42个城镇群，在针对长三角专利权状况的跟踪调查中，研究团队发现在近10年内长三角跨省之间、跨市之间联合申请的专利增长了5倍多，放眼全球，这个数字只有美国东海岸区能够旗鼓相当。

吴志强意识到，这是长三角一体化的真正意义，创新不再是一个城市的事情，是一个群落的事情。其中的关键不再是地理空间上的“缝合”，而是创新要素的“缝合”。

同道关系

“为什么长三角这些人会跨省申请专利？最后会发现，合作双方要么是师生关系，要么是研究人员在和家乡的科研单位联系。”“看起来是长三角城市之间共同搞科研、申请专利，其实，还是人和人的血缘、地缘关系。”拨开层层数据，吴志强发现了真相。

绕了一圈，又回到血缘、地缘的话题。费孝通说得没错，在传统社会中，血缘是稳定的力量，“生于斯，死于斯”固定了人和地的因缘。“但是社会发展到现在，难道就没有一种机制，可以让非血缘关系的人共同协作吗？”吴志强点出关键——由于行政边界的分割，长三角各类创新要素的流动受到一定阻碍，基层缺乏有效的创新协同机制。

有没有破解方法？2020年，吴志强提出“和板理论”。研究团队从135个要素中，筛选出最关键的6个指标，以此观察长三角城市的创新力。单个城市的6个指标有长有短，标志着城市的长板和短板。如果将城市能力比作桶能装水的能力，每个桶都有自身的短板，但用一个城市的长板去补其他城市的短板，那么整个城市群都能受益。

“城市单打独斗的时代已经过去，现在进入了群体协作竞争的未来。”吴志强说，“在长三角，单个城市需要一体化协同合作，才能达到取长补短的效果。”

这两年，吴志强又把这一理论继续延伸，城市之间的长短板互补被他称为“强弱和”，长板和长板之间的强强联合称为“强强和”，不同长板之间的联合又被称为“异质强强和”。在一张图上，吴志强给记者展示了城市6个指标的互补关系，它们犬牙交错，智能配置，就像是在玩俄罗斯方块，给城市间的合作方式提供了更多想象空间。

根据这一理论，吴志强团队发现，如果基于无锡的城市创新指数最大化提升的目标，将影响创新力的六大指标在长三角区域内进行智能配置，可以发现，无锡应加强与上海、苏州、常州、湖州、南通、嘉兴等城市的创新联系。

2021年，在编制无锡太湖湾科创带规划时，吴志强将这一理论融入其中，并提出接下去无锡要进一步与环太湖各城市加强区域合作，通过与各城市长短板之间的“和板适配”，使无锡成为环太湖科创资源的配置中心。

值得一提的是，2021年5月，无锡市已与上海市嘉定区、青浦区，苏州市、常州市、湖州市、嘉兴市、宣城市“两区六市”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达成共建环太湖科技创新圈。目前，太湖湾科创带规划相关内容已纳入《上海大都市圈空间协同规划》和《江苏省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年)》等上位规划，成为在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具有区域共识的重要战略。

“现在我们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的方式来完成要素配置，本质上可以创造更多血缘关系。”在采访快结束时，吴志强总结。此时，一位同学插话补充：“血缘关系也是同道关系。”“对对，是相向而行的同道关系，这个关系更好。”吴志强一听，再次喜笑颜开。

（文章来源：解放日报）